2016年4月29日上午10時，我與學院文化研究所石秉憲老師到作協(xié)李國平副主席辦公室議事，得聞陳忠實先生兩個多小時前“走”了，我腦子一片空白，半天才緩過神來。出得門來，再看作協(xié)樓道，被悲傷包圍，人人表情凝重，腳步匆匆，卻也沉重。我在想，一位老年生命在人們心中的分量，不僅是因他的文望，肯定也少不了他的人品和為作。
陳先生是西安不可多得的一張文化名片。同在文化戰(zhàn)線工作，又是他主事的作協(xié)會員，我與先生卻并無多少交集。僅有的兩次不期而遇的謀面，給我留下了難以抹掉的記憶。
大約是在2007年的夏天，那時我已從省圖退休，應聘在培華工作。有一天到省作協(xié)繳畢會費，下樓在院子陰涼處站著歇腳，看見陳先生口里叼著一根雪茄，腳步匆匆地朝門外走。額上幾道刀刻般的皺紋在太陽底下閃著亮光，那張標志性的“老陜臉”比照片上的生動了許多，只是顯得更滄桑一些。他抬頭看見我，便上前搭話，問我在作協(xié)來找誰，要辦啥事。待我說明事由，他便友好地與我握手，又問我在哪個單位工作，要不在屋子坐坐。當得知我在培華圖書館工作時，連聲說：“好！跟書打交道好！”我說：“培華圖書館有讀書群，歡迎陳主席不忙時指導指導，”他擺擺手說：“不是指導，是去看書。姜維之是個干教育的人。”言畢，說他有事外出，一邊揮手一邊向我說“凡是圖書館有事，我隨叫隨到！”
此后不久，我離開培華，到西安聯(lián)合學院經管院主持工作，請陳先生到培華圖書館“指導”的“客話”也就真的沒了下文。倒是兩年后的2009年9月16日，在省圖百年館慶的大會上，我又與先生不期而遇，應驗了他“凡是圖書館有事我隨叫隨到”不是臨場一句客套，分明說的是真心話。會后，趁跟他照相的人少了，我便走上前去，想跟他打個招呼。未曾開口，他一眼就認出了我，說“你是培華的吧，我還沒有在你那兒看書呢”。我說還未來得及請他我已離開培華了，他說沒事的，問我現(xiàn)在干啥工作，我說在西安聯(lián)合學院經管院主事。他說：“換個戰(zhàn)場也好，要不咱們也照個相吧。”我連忙說：“謝謝陳主席，我正想和你照呢。”他說照相場合沒有主席，兩個老漢一塊照。我指著身后不遠處的女兒說，還有女兒呢，她在省圖上班。他說那就更好了，跟兩代與書打交道的人一起照相的感覺太好了……這張照片我一直珍藏著。2015年，我的傳體文學作品新書《悲喜人生》出版，這張照片就放在書的顯要位置。我原本是想送先生一本書的，聽說他身體不好，已不便有太多的打擾，只好作罷。
從作協(xié)回來，干完手中的活，天色已晚。打開網頁，各種悼念文章，除卻有提到他的枕頭之作《白鹿原》之外，更多的是回顧先生的交誼往事，可謂滴血成墨，研血成字，看后忍不住潸然淚下。得知先生的靈堂設在作協(xié)，第二天8點多，我騎著自行車來到建國路。作協(xié)大院，已是人山人海，前來吊唁的人們，自是悲痛不已。跟隨吊唁的人群，我向陳先生敬獻花圈，在他的靈前躹躬默哀，并以傳統(tǒng)的方式，向先生行中華叩拜禮。
回家后，坐在桌前，獨自木然。見多了生前那般風光，身后這般“哀榮”——浮云遮望眼，未必完全是真的積了陰德的緣故。人心一桿秤，活著掙花圈�；钪囊磺腥耸伦鳛�，生的價值，最后都體現(xiàn)在，死后周圍人是否真的傷情難過，是否有事沒事時被念想起生前的好來。陳忠實先生一定是這樣一位能被人們長久記住的人，一位真君子，一個實在的好人。——他在世時，我并沒有很特別的感覺。一連幾天，好像一直緩不過神來，時不時地要打開網，看看有關他的文字。與他無多少交誼，為何這般沉浸其中，自己說不清楚。惟愿這位塵世難得清閑，生前備受病魔折磨的一等好人天堂有福了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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